三丽鸥和《VIVANT》合作背后，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正在浮现
环球时报 · 新闻与时政
原创 赵霜 初欣 2026-11-04 23:47 北京 编者的话：三丽鸥日前宣布与抹黑中国的争议日剧《VIVANT》联名合作，引发广泛争议。虽然在舆论压力下该公司道歉并终止项目，但围绕此事的讨论还在继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部电视剧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势力企图通过文化产品丑化、抹黑中国，散播仇华情绪。在三丽鸥和《VIVANT》合作背后，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正在浮现：近年来，日本政商利益捆绑、经济增长乏力、右倾政策持续加码的现实，正促使一些日企主动或被动向右翼叙事靠拢，卷入中日争端之中。 受右倾氛围影响，滑向所谓“流量生意” 1990年后，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8%左右，规模达美国的约七成，是中国、韩国、东盟三者总和的约3倍；但2025年，其全球占比仅3.7%，体量为美国的14.4%、中国的22.7%。人均指标同样大幅退步。 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特殊心态。日本《文艺春秋》专栏作者太田启之撰文称，在日本国际经济与社会地位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各类文娱作品都在强调“日本其实很伟大”。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被右翼势力利用。去年9月，高市早苗曾发表竞选演讲称，要“再次将日本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上台后，高市政府不仅继承前政府扩军路线，更进一步加速松绑武器出口，持续向产业链释放所谓明确利好信号。2026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9.0353万亿日元。持续扩容的防卫“蛋糕”，给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等传统重工业企业吃下定心丸。 这些政策的影响面很广泛，不只局限于军工领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笪志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高市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的背景下，无论是拍摄《VIVANT》的影视公司，还是和它联名的三丽鸥都处在右倾的氛围中，这很容易让它们产生一种印象：右倾是“政治正确”，是“主流方向”，并随之迎合这些主张。加之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产业竞争压力加大，日元贬值，不少企业实际上处于焦虑状态：该怎么发展？如何转变？右翼力量利用这种焦虑，通过塑造外部对手转移矛盾，凝聚内部共识。“一些日企为了博取本土市场流量，倾向于迎合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叙事”。 “并不能说所有日本企业都赞同右翼这套叙事，但存在这样的趋势，即受右翼力量的裹挟，迎合其主张的现象正在日本社会出现。”笪志刚说。 中京大学现代社会学部教授松谷满特别提到日本媒体在右倾氛围中起到的作用。他写道，20世纪90年代，杂志和漫画等媒介在历史认知等问题上，对读者起到了某种启蒙作用。不仅如此，它们还促使普通民众参与到这些议题的讨论中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右翼发布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是传统大众媒体还是互联网媒体，自2000年以来，偏右翼信息的流量都出现了数量级的激增。 日媒提到一个细节称，此次三丽鸥和《VIVANT》推出的联名活动面向日本市场，但依然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最终叫停。有分析认为，三丽鸥一边希望在中国发展，一边又想在本土市场做流量生意。叫停项目并非说明其内部理念发生改变，而更多是出于在华的经济利益考量，因此准备且停且看。 有的企业主本身就是极右翼金主 其实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一股右翼力量，围绕历史等问题持续发出争议言论。松谷满撰文指出，日本右翼的一个特征在于，他们怀念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从明治时期到战败这一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时代。这一群体的代表言论包括：试图通过质疑或否定历史定论，来为日本过去的战争行为寻求某种正当性；对“回到过去”抱有很强烈的意愿，并体现在对修宪的要求中。 与此同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执政的自民党自身存在派阀政治、“黑金”丑闻等问题，导致日本选民对其失去信任，一度短暂下野。松谷满写道，有观点指出，自民党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向右倾化发展，被视为在这一危机时期试图通过确立“右派”身份来寻求自我认同。 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推进其主张、自民党执政方针整体右倾的背景之下，一些日企在历史等问题上挑战红线底线，典型案例包括“APA酒店放置右翼书籍事件”。此事发生于2017年1月，两位游客以视频揭发日本APA集团株式会社旗下经营的APA酒店在客房放置的一本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及“慰安妇”的存在。事件发生后，APA酒店坚持拒绝从客房撤下书籍，并称这不代表酒店立场。一些日本政府官员和酒店业主也叫嚣支持书籍中的右翼主张，引发中韩两国的猛烈批评。 多家媒体后来揭露，APA酒店创始人元谷外志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铁杆”，与日本政界关系密切，是极右翼的核心金主，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家里举办聚会，与政界高层和自卫队人士联络感情。元谷用笔名“藤诚志”出版了大量极右翼书籍，并在书中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略历史。此人已于今年2月死亡。 相比这样赤裸裸的右翼行径，其他一些涉争议日企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