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图身世千万里，登昆仑，涉鸣沙
新京报书评周刊 · 人文与思想
原创 张建宇 2026-11-05 09:55 北京 一块从石窟壁面上揭取的壁画残片，一尊无榜题可考的护法神像，一组辗转流散于伦敦、新德里、巴黎或圣彼得堡的绢本或纸本画迹——中古西域佛教艺术留给今天研究者的，往往不是一幅完整的画面，而是已然脱离原初位置、语境与图像组合的文物碎片。它们从哪里来，原来画在哪里，与什么图像相邻，又为什么呈现今天所见的样子？这些看似朴素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西域佛教艺术研究最困难也最迷人的部分。 张惠明的新著《从昆仑到鸣沙：中古西域佛教艺术史与图像学》便是从这些具体问题出发。该书是荣新江主编“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的一种，二〇二六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章，大体可分为三组：前四章聚焦于阗早期大乘佛教图像，中间三章讨论高昌、敦煌的佛教绘画遗存，最后三章则由个案考释转向图像的底本与画样、施主与工匠，以及尉迟乙僧相关画迹等更具方法论意味的议题。这些议题并非凭空而来，原书前言从马勒所奠定的图像学出发，经福歇、松本荣一的佛教图像学实践，再及福西永、夏皮罗、饶宗颐等关于图文关系、画稿与画行的讨论，已为全书勾勒出一条方法谱系。 作者长期深耕敦煌、吐鲁番和于阗佛教艺术研究，又有多年海外馆藏文物调查和整理的经历，书中相当一部分研究对象，正是如今分藏于俄罗斯、英国、印度等地博物馆的西域古物。其中不少图版，尤其是流失画迹，系首次刊布，颇具资料价值。此种材料条件也多少决定了本书的面貌：它首先是一部从遗迹、残片和早期调查记录出发的图像学研究，但读到后来会发现，作者关心的不只是“这是什么图像”，还包括图像的前世今生——它怎样产生，怎样远行，又怎样在远行中悄然变形。图像学、传播史、艺术生产机制，构成全书彼此关联的三重线索。 撰文｜张建宇 残片与全图 图像学最基本的工作，自然是辨识。佛陀、菩萨、夜叉、天王，皆有自己的形貌、持物与组合规则；经文、题记、画史，则为这些视觉特征提供解释。然而中古西域材料的困难正在于，实物多已残破，原有组合散失，一些仍在原址，另一些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流散，分藏世界各地，有些甚至只剩一张脸、一双手或局部衣纹。将这些碎片重新聚拢，自是基础工作，但若只给残片找出一个神名，或者恢复一张“完整图”，并不等于真正完成了工作。因为“它是谁”与“它为什么在这里”，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本书对策勒县达玛沟佛寺壁画散脂夜叉 （Sañjaya） 的讨论颇能说明这一点。作者处理的并不是一幅尊格明确、构图完整的散脂画像，而是一批散落于和田地区多处遗址的护法神残片。若只凭相貌和持物逐件定名，很容易在若干形象相近的夜叉与护法神之间游移。张惠明采取的办法，是先回到六至八世纪于阗流行的大乘经典，考察散脂及其夜叉眷属在当地护法体系中的位置，再把壁画中的单体人物重新置入这一体系之中。由此，一件残片的意义不再止于“某神像”，而成为理解于阗地方保护神结构的一个环节。 俄藏柏孜克里克壁画《五台山文殊图》。 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研究单位由“单件作品”转向“图像系统”。一尊神的身份，往往不是仅凭一件持物便可判定，而要看他与谁成组、出现在哪里、在当地信仰中占据何种位置。作者并不满足于把某一残片认作散脂，而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一神祇在于阗获得突出地位？其眷属如何出现？这种护法结构又如何与当地佛教的护国、护地观念发生联系？图像学在这里首先是一种恢复关系的工作：为一块残片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也是它曾经属于的视觉世界。 作者对四臂兽首女神的解读，更能凸显“图文互证”的功夫。斯坦因 （Aurel Stein） 在和田塔里什拉克遗址所获的这件壁画残片，形象奇特，兽首、原有四臂，早期研究已有不同判断。张惠明从印度母神、夜叉传统一路梳理到汉译佛典，又以《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中对黎婆坻 （Re⁃vatī） “现形如狗”的记载，与壁画犬首等形象相互印证，并联系密教护法图像解释其四臂特征。若论传统图像学的工作方式，这一比定相当典型：先辨形，再寻文，最后使图与文在一个相对明确的神格上会合。 然而有意思的恰在比定之后。作者并没有止于“此为黎婆坻”这一认识，而是进一步注意到，这一原与儿童疾病、攫夺和保护密切相关的神祇，进入于阗之后，其宗教功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母神特质逐渐弱化，并被纳入地方性护法体系，获得护地、护城乃至护国意义。于是，一个神名背后牵出了更大的历史：印度地方信仰中的神祇如何被佛教吸收，又如何在于阗重新获得地方身份。所谓“图像来源”，由此也不再只是寻找一件更早、更像的作品，而是追索神格、功能与视觉形式在传播中的演变。 至于俄藏柏孜克里克石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忏悔灭罪传”壁画残片，所面对的问题更近于“拼图”。现存十七块大小不一的碎片，经过修复拼合后，原有叙事仍不十分清楚。作者借助回鹘文佛典文本、敦煌《十王经》插图以及四川地藏十王图像，重新辨认出其中张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