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永远要从他身上找答案
虹膜 · 生活与娱乐
原创 Roxie 2026-11-04 22:18 广东 戴高乐的电影。 文 Roxie 之前介绍过今年法国最重要的电影是《戴高乐之战》，这就让我也想到，法国电影史上，围绕戴高乐这一个人，真的是说之不尽。 比如 梅尔维尔的《影子部队》里，戴高乐 也出现了，尽管稍纵即逝，他是 在伦敦一个室内仪式中为抵抗组织领导人卢克 ·雅尔迪授勋，只是 某种纯 仪式性的存在。 《影子部队》 对戴高乐的这种符号化处理方式，还真的不是特例。 一个拥有无数故事的政治家，国父级别的人物，在法国电影史上，总是作为被引用的符号来来去去，很少被当作 可以完整展开的角色 。 如果从技术层面解释，是 演员很难演戴高乐。他的声音辨识度 太 高，句法讲究，停顿有戏剧感，连公开露面的姿态都经过高度设计。 倒不是很难 模仿 ，而是模仿 他 就 容易滑向漫画效果，但如果放弃声音和体态的相似性，观众又可能不接受。 除了这种表面原因，还在于 戴高乐本人已经完成了对 戴高乐 角色的 终极 表演 ，不再需要演员了 。 戴高乐 的政治权威 ， 有一部分就 是 建立在形象的严格管理之上。 从 战争年代的广播讲话 ，到后来 电视时代的新闻发布会，都是这个人展示自身 和 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出。 《戴高乐之战》 当一位领袖已经如此自觉地经营了自己的公共形象，电影重新扮演他，就必须处理他如何呈现自己这件事。 正如 历史学家阿格兰 所说的 ，表现戴高乐，首先得回应他本人的自我表现。 1940年6月18日的广播呼吁是一个绝好的例子。那次广播没有留下原始录音，BBC当时没有保存。现存流传最广的录音来自6月22日的重新讲话，内容与18日不完全相同，措辞经过了改进，听众也更多。 后来公众所熟悉的 6.18 ，事实上是一系列档案、纪念 、 重构的结果。电影因此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却缺乏原始视听记录的时刻，提供可以观看和反复记忆的画面。 从 2010年费利克斯·奥利维耶执导的电视电影《6月18日，一切都改变了》到2026年安东南·博德利执导的两部曲《戴高乐之战》，围绕这几分钟广播讲话所做的影像重建从未停止。 《戴高乐之战》 所以 戴高乐怎样进入电影，本身就是法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44年。《巴黎的解放》是解放发生后立刻制作的纪录片，摄影师在街垒和人群之间工作，戴高乐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的画面几乎同步到达了电影院。那一刻的观众刚刚经历了占领，他们看到的影像也在帮他们理解该怎样讲述刚刚发生的事 ？ 解放到底是一场人民起义、一次军事胜利，还是合法国家的回归？制作团队中有共产党背景的成员，但最终影片也在寻求民族共识。 解放巴黎的照片 林德佩格的研究对这些画面做过细致的拆解。解说里念出了哪些组织的名称，哪些政治标志出现在素材里却没能用上，他都一一梳理。 还有 解说词把行动主语的位置给了谁，同样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所有 这些选择构成了解放史的第一批解释权分配。 解放电影进入故事片阶段之后，不同的人物开始竞争法国代表的资格。 勒内 ·克莱芒1946年执导的《铁路战斗队》讲述铁路工人用专业技能破坏德军运输，集体劳动和日常协作成为民族尊严的来源。同年的《安详的父亲》换了一个角度，主角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市民父亲，实际上秘密参与抵抗行动。两部影片让不同类型的法国人分别成为值得骄傲的形象。 《铁路战斗队》 这里有一个日后变得非常重要的区别 ， 抵抗者代表真正的法国，与所有法国人实际上都参加了抵抗，这两个主张性质截然不同。 前者为共同体赋予合法身份，后者才是有关社会行为的事实判断。 但 战后法国的官方叙事经常让两者含混在一起，很多后来的反思也是从这个含混处开始拆解的。 到了第五共和国时期，戴高乐不再只是抵抗运动的象征人物，他是在任总统。官方把抵抗历史系统地转化为当代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电影成为这个转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 1966年的《巴黎 战火 》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案例。影片由派拉蒙出品，勒内 ·克莱芒执导，用好莱坞式的全明星阵容讲述巴黎解放。林德佩格2024年在巴黎解放博物馆策划的专题展览及同名研究著作，正是围绕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和历史改写展开的。 《巴黎 战火 》 她指出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细节涉及人物选择。影片给了雅克 ·沙邦-戴尔马一个由阿兰·德龙扮演的显要角色，剧本强调他在解放过程中的影响力。1966年他是戴高乐的坚定支持者，后来担任总理。 而曾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的乔治 ·皮杜尔，在影片里几乎不存在。皮杜尔在战争中的抵抗资历无可置疑，但他后来激烈反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甚至一度流亡海外。 一部讲述 1944年的电影，它的英雄名单却受到了1966年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影响。法国评论界当时就有人注意到，影片像是某些戴高乐派政治人物的选举广告牌。 同样在 1966年上映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