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刑释人员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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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孔一 2026-11-05 17:32 广东 ▲ 2023年4月23日，成都川西监狱举办爱心亲情帮教活动。（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 2563 字，阅读大约需要 5 分钟 把“回归悖论”与“资本消长”合起来看，回归的困难便不难理解：不在于缺少一个“入口”，而在于“入口”之后的整条路，已经被之前的每一次刑期切碎了。 本文 首发于 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孔一 责任编辑 ｜钱昊平 2026年1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将正式施行。新法把监地衔接、安置帮教、心理矫治、就业扶持一并写入法定义务。立法者的用心很清楚：一个人服完刑，法律上的债就算还清了，社会应当给他一条重新开始的路。 但“回归社会”四个字的分量，远不是一部法律所能承载的。 在对刑释人员的长期追踪中，一些场景反复出现：去找工作，招聘的人知道他有前科，往往就拒绝录用。谈婚论嫁，对方家长知道他有前科，亲事就否了。问题不是法律没有写“衔接”，而是“衔接”在某个节点断掉了。法律可以结束一个人的刑期，却结束不了一个人“向下流动”的惯性。 这些场景单看都是“人之常情”。企业有企业的理由，家庭有家庭的道理。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都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理性选择。但正是这些分散的、看似合理的个体反应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结构性后果——把这个人推出去。 人总要有一个可以归属的地方。当正常世界的大门反复关上时，那个“灰色圈子”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的。于是，被动退出变成了主动投向。与社会的感情纽带在弱化，人际关系在疏远，社会距离在拉大。高墙电网是一种物理隔离，求职被拒、社区排斥、家庭放弃，则是社会隔离。 从这个过程里，可以看清一个悖论：重新犯罪招致了回归控制，回归控制又制造了新的犯罪，新的犯罪再强化回归控制。控制犯罪的目的，在特定条件下，反而产生了新犯罪结果。这就是“回归悖论”。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项政策的失败，而是一套互为因果的互动模式在持续运转。更麻烦的是，这套互动不是原地打转，它会随时间不断收紧。 背后是资本的消长。以犯罪生涯为时间轴，可以看到：随着犯罪和处罚次数增加，一般社会资本在下降——来自正常社会的合法资源和机会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专业犯罪资本在上升——与灰色圈子和犯罪群体的相互认同在同步加强，违法犯罪的机会和资源反而日益增加。一般社会资本的下降，使人失去了“向上”流动的资源；专业犯罪资本的上升，又使人有了更多投向灰色圈子的机会。两条线一交叉，“向下”就成了几乎唯一的方向。对反复犯罪者历次受刑前后家庭关系、住所、职业技能、就业状况、社会交往等维度的追踪，印证了这一判断。 反复犯罪者是重新犯罪者中最典型、最关键的少数。看清他们怎么一步步滑下去，不是为了给所有刑释人员画像，而是因为这套机制在他们身上运转得最完整。每一次排斥都在消耗合法资本，每一次资本消耗又使下一次排斥更容易发生。这不是一个静态的困境，而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单向通道——能向上走的资源在减少，能向外走的机会在增加，方向一旦形成，就很难靠个人的意志扭转。互动机制与时间过程合在一起，才能解释为什么“向下”不是一次选择，而是一条被反复踩实的老路。 资本消长一旦发生，一个流行的政策直觉就会遇到校正：给一份工作，真的就能构成转折点吗？ 人们常说婚姻和稳定就业能让人回头，犯罪学把这叫“转折点”。转折点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结婚或上班这些形式，而是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纽带的结构，改变了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机会成本、身份认同和未来预期。转折点本质上是一种纽带的重建。问题在于，对反复犯罪者来说，这种重建的前提——还有可重建的纽带——往往已经被反复的犯罪与监禁消耗掉了。当一般社会资本已经消耗殆尽，惩罚的边际效益又在递减时，一份孤立的、过渡性的工作，往往不足以构成真正的转折点。它可能只是延缓了下滑的速度，却难以改变下滑的方向。 把“回归悖论”与“资本消长”合起来看，回归的困难便不难理解：不在于缺少一个“入口”，而在于“入口”之后的整条路，已经被之前的每一次刑期切碎了。 新监狱法把“监地衔接”和“安置帮教”写成法定义务，是一个实质性的制度进步。它承认了一件事：监狱不能把人“管住”就算完成任务，社会也不能等人走出来才开始接手。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在尝试将安置帮教前移，在临释人员出狱前就对接用工需求、开展技能培训、建立一人一档，方向是对的：衔接必须发生在断裂之前，而不是断裂之后。 但法律能规定“必须衔接”，难以直接规定“衔接什么”“怎么衔接”。如果监地之间传递的只是档案和手续，而不是关于“这个人被什么卡住了、他最可能在哪个节点上滑回去”的判断，那么衔接就仍然停留在“把人送到”的层面，而没有到达“把人接住”的层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一项被写入法律的义务，如果没有同步写入资源义务和问责机制，就容易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