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博会何以映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逻辑
澎湃新闻 · 新闻与时政
原创 澎湃新闻 2026-11-06 08:05 上海 郑长忠/复旦大学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本届展会多项数据再创新高:汇聚16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4142家境外企业参展,整体面积首次突破44万平方米。企业展面积首次突破37万平方米,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首次超过300家。全球首发、亚洲首展、中国首秀的代表性展品超过480件,创历年新高。 连续举办九届、数据连创新高的进博会,早已超越一场大型经贸展会的意义。 如果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时段演进中审视,进博会的价值不只是单向传递开放理念,而在于它是一个持续运转的“操作台”——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开放逻辑,在这里不断落地、显现、接受检验。 从一定意义上说,进博会正是映照中国式现代化开放逻辑的实践载体。它不是事后用来佐证结论的展品橱窗,而是这套开放逻辑在真实经贸互动、规则磨合、要素重组中持续展开的场域。 沿着从赶超到引领这条主线回望,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依托出口导向支撑起赶超阶段的开放实践,进博会则承载起市场共享的新型开放探索。两类平台功能各有侧重、接续延展,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开放范式的历史性变迁。 本文要追问的正是:九届进博会的实践轨迹,何以映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逻辑? 这是2026年11月4日拍摄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一景。本文图片 新华社 一、从独立自主到学习赶超的开放底色 要理解进博会为什么能映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逻辑,先要理解这套逻辑的底色从哪里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逻辑,不是在“开放”与“封闭”之间做二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之间持续建立动态平衡的产物。 这个底色的形成,经历了前后递进的两个阶段:在外部封锁条件下独立自主搭建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吸收全球现代化成果、学习赶超。 两个阶段并非断裂对立:独立自主,为学习赶超守住不受外部支配的主体地位;学习借鉴,又为独立自主持续注入能力升级的动力源泉。 独立自主建立基础,开放的前提是保有主体性。 新中国在封锁环境下独立自主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阶段自力更生是主线,开放尚不具备全面展开的条件。 但独立自主不等于封闭,它为后续开放确立了根本前提:中国是在掌握比较完整工业基础、守住国家经济主权的前提下打开国门,而非在依附状态下被动接入全球体系。 不少后发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经济自主权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被动位置;而中国的开放,从一开始就具备鲜明特质——是“有主体的开放”:开放服务于自身发展,目标是壮大自己,而非被动嵌入外部主导的体系。 改革开放前的广交会,是出口创汇的核心通道。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在很长一段时期,是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主要窗口、获取外汇的关键渠道。 它的核心使命清晰:突破外部封锁,依托出口换取外汇,支撑国内工业化建设。这一阶段的开放以“卖出”为主,进口活动围绕出口创汇、工业积累的目标配套展开。这种出口导向的开放逻辑,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的登场,则标志着开放战略重心发生根本性调整:开放主线不再以“卖全球”为单一重心,拓展为主动“买全球、惠全球”。广交会与进博会,分别标识了两种不同阶段的开放逻辑。 改革开放后的“学习—赶超”阶段,开放的目的在于提升自身能力。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推进,我们主动吸收全球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国际规则,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学习结合起来,这一阶段开放的核心是学习借鉴、补齐短板、实现赶超。 广交会的功能也随之拓展,贸易洽谈之外,逐步承载技术合作、金融对接等多元经贸活动,但出口导向的底色没有改变:它持续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支撑起工业化“从无到有”的积累进程,进口依旧服务于赶超这一总目标。 “大而不强”的阶段性转折,呼唤开放逻辑迭代升级。 当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新的矛盾随之显现:规模体量领先,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体系“全而不精”;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单纯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空间逐步收窄,“学习—赶超”模式的边际收益不断回落。 产业升级的主线,必须从规模的量的扩张,转向体系质的提升。 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推动开放逻辑重心同步调整:从以出口导向为主,转向进出口协同发展;从依托外部市场消化产能,转向通过进口优质要素、先进技术与服务优化国内供给、倒逼产业升级。 进博会正是诞生于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是依托进口推动产业升级、借助超大市场牵引创新这一新开放逻辑的制度化载体。这种升级,首要面向国内产业提质增效。 从广交会到进博会,平台形态变迁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开放逻辑由赶超向引领演进的历史脉络。 把握好这一历史底色,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在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