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喝大水”，生活理论大爆炸背后的青年自我转向
澎湃思想市场 · 人文与思想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06 14:27 上海 当上进、成功与不断改善自己成为惯常要求时，普通生活为什么还需要重新争取正当性？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 政治 文｜ 王苍龙 理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需要考察个人如何获得自主安排生活的空间，这要求我们追问一个重要问题：当人们越来越被要求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时，他们究竟依靠什么来承担这种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劳动与家庭投入曾为许多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路径，个人的自主愿望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然而，当持续投入未必能够换来可预期的回报，个人又不能轻易卸下经营人生的责任时，“如何做自己”便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含义。最近在网络上流行的“大水理论”“大睡理论”“大遛理论”，以及此前的“爱你老己”“纯过日子人”，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入口。这些表达看起来谈论的是喝水、睡觉与散步，涉及的却不只是健康习惯。真正重要的是，它们在重新说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追求、自我为什么值得被照顾，以及个体应当怎样处理不断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要求。 所谓“大水理论”，大体是将喝大瓶白水与节制消费、自律及照顾身体联系起来，并用“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一类夸张说法赋予它某种人格意味。“大睡”强调睡够、休息和恢复，“大遛”则把出门散步、活动身体说成改善日常状态的办法。它们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却为普通行为提供了易于传播的解释。就像“爱你老己”的说法，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值得善待的老朋友；“纯过日子”的表达，则将注意力放回吃饭、休息、维持生活等具体事务。这里既有玩笑，也有认真调整生活的尝试。在有关这些现象的报道与讨论中，我发现有一个共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当上进、成功与不断改善自己成为惯常要求时，普通生活为什么还需要重新争取正当性？ 有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青年人的自我疗愈。这有一定道理，但仍不足以回答上述问题的全貌。原因是，疗愈能够缓解什么，谁有条件实践这种生活，以及为什么连照顾自己都可能成为新的负担，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回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做深层理解。在我看来，这些“生活理论”之所以值得分析，是因为它们使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变化变得可见，即个人不仅需要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越来越需要处理这种努力所留下的疲惫、失望与自我怀疑。这一点对于青年群体尤甚。他们对自我的关切并未消退，只是他们开始重新判断哪些要求值得接受，又有哪些代价不应继续承担。 一、发展型个体化的张力与青年的自我转向 我在近期研究中提出“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second-phase Chinese individualization）的命题，正是为了理解这一变化。在我看来，中国个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由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历史进程中。我所谓的“第一阶段”，主要指改革年代逐步形成的发展型个体化：在国家推动的制度调整、市场扩展和人口流动中，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自己选择职业、安排家庭生活，并为选择的后果负责。个人逐步摆脱某些预先规定的身份与生活轨迹，同时又通过市场、教育、家庭和国家制度获得新的位置。个体化从来不意味着个人脱离全部社会关系，也不能等同于国家退出之后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人主义。它所描述的是人生安排越来越成为个人必须承担的任务，而完成这种任务又始终依赖特定的制度与关系。发展型个体化能够持续动员个人，一个重要条件是，当下的投入可以被理解为通向未来改善的过程。读书、就业、买房和子女教育，未必构成人人都能走通的道路，却为许多家庭提供了组织生活的方向。家庭集中资源支持子女，个人将时间、精力乃至身体消耗投入竞争，往往是因为相信这些付出终究可以换来较好的生活。机会分配并不平等，风险也早已由个人和家庭承担，但增长与流动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责任分配显得可以接受。优绩主义在这里不只是一种赞美努力的观念，也是一套把个人成绩、社会位置与道德评价联系起来的解释方式。在优绩主义观念下，获得成功被理解为努力和能力的结果，遭遇挫折则容易被归结为个人能力不足。 “第二阶段”的突出张力在于，第一阶段形成的投入与回报之间的联系日益难以维系，而自我负责的要求却并未相应减弱。教育竞争、就业不确定性、住房与照护负担，使不少人即使持续投入，也难以依照原来的次序安排人生。所谓“内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投入增加而改善未必随之发生的经验性表达。个人仍须提升能力、规划未来、履行家庭责任，却越来越难确认，自己所做的准备能否转化为稳定的生活。这里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还有个体与制度之间的责任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个体需要为准备不足承担后果，但要求个体持续准备的组织和制度却未必为投入未能转化为回报承担相称的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上述分期意在把这种变化作为分析对象，并不预设某一特定年份之后所有人同时进入新阶段。我也不认为第一阶段只有机会而第二阶段只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