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花3年研究40个女富豪，发现酒桌上没有大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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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朦 2026-11-06 22:02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周刊 新周刊 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 赚到钱的女老板们，也力竭了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17期《中女生意》，原标题：《赚到了钱的中女，依然停不下来》，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钱雨朦，编辑：Felicia，题图来自：AI生成 2008年，安徽合肥一所大学里的一名舞蹈老师在帮学生购买舞蹈服之余，顺手开了一家网店，把存货挂到网上卖。后来有一天，她扭伤了脚，但学校仍然要她上课，她单脚蹦跳上了没有电梯的六楼，忽然意识到，她给网店客服开的工资已经和自己当老师领的工资差不多。第二天，她辞职了。2016年，她所创办的公司年营业额已达到2500万元。 2017年前后，一批80后、90后女性商业领袖聚集于深圳南山，一些人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回来，一些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加拿大或中国香港身份。她们常常聚会，聊在当年还很新的商业话题：虚拟恋人、女性编程、性教育、新消费品牌……这些生意都离不开电商和女性社群。 这些故事都被记录在一本名为《倦怠市场女性主义：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市女企业家》 （Burnout Market Feminism: Urban China Businesswomen in the Internet Age） 的专著中，作者是墨尔本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唐凌，她长期研究中国数字经济、性别与女性主义。 2017年，还在牛津大学读博的唐凌，在深圳和合肥两地开启了这项关于“中国女老板”的田野调查。将近三年里，她接触了40多名女企业家，走进她们的公司和酒局，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和亲密关系。 这些女老板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成长于独生女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她们赶上改革开放、城市化和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在电商浪潮里抓住机会创业和挣钱。10年前，“中女”还不是一个流行词，但今天回头看，唐凌记录下来的，正是一批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步入中年的女企业家。 唐凌真正的疑问也由此而来：赚到钱的女老板们，活得更好了吗？ 答案首先有肯定的部分。钱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情，从稳定但收入有限的工作中离开，有人在创业里获得过去没有的、极大的自主权和自信心，足够的资产也意味着拥有在亲密关系里的自主权，以及和原生家庭谈判的底气。 但唐凌很快意识到，这种自由有着苛刻的前提： 她们得一直成功才行。 她们要不停工作、拓展生意，把私人关系和情感付出都变成生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们还面临“事业成功，家庭也不能失败”的处境。 在男性主导的商业场合里，一些女企业家依然扮演着“我成功的秘诀就是听我老公的话”的贤惠妻子角色。女性温柔、体贴、容易共情的特质既受到赞扬，也在很多场合被视为“太感情用事”，她们需要持续用新的商业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妨碍领导力的施展。这些额外的“劳作”，都会让女企业家走向某种“倦怠”。 开始这项研究时，唐凌只是一名年轻学生，她把一些女老板叫作“姐姐”，跟着她们出入觥筹交错的场所。在一些酒局里，她也会被要求给人敬酒、坐到男老板身边，甚至遭遇过性骚扰。唐凌无法置身事外，她在观察这些已经获得财富和成功的姐姐如何选择职业、婚姻和生活，也在问自己：未来要走向怎样的人生？ 学者唐凌。（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一次网络分享中，一名在美国读自然科学的学生对唐凌说，她看完这些女企业家的故事，会陷入“如果我不继续努力读书、刷分、刷成绩，那我还能做什么”的困惑。唐凌思索片刻，回答：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必只是 “be good”，还可以是 “be kind”呢？人不必只有不断证明自己足够优秀这一条路。 以下是《新周刊》和唐凌的对话。 一、25岁，走进女老板的世界 《新周刊》： 你为什么会对女老板感兴趣？ 唐凌： 我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化，女老板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对话群体。 我先简单梳理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两条脉络。一条强调女性权利和社会行动，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比如何殷震、梁启超等人讨论女性的受教育权。距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关注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另一条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脉络，很多海外学者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推动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实践，最有名的口号便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改革开放后，一些研究参照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工资差距扩大等数据，认为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出现了倒退。 对于前者，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对于后者，我是一个出生在湖南、成长在广东深圳的90后，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实际经验，与那些“市场化让女性处境倒退”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我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视角可以解释中国女性主义近年来的发展？ 一部分的启发依然来自我的个人经验。我的父母虽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