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国改革过大关：战胜亚洲金融风暴，加入WTO
泽平宏观 · 财经与投资
原创 任泽平 2026-09-06 00:00 中国香港 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 经过1993-1997年经济持续下行之后，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灾害，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国政府成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宏观调控，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了2000年以后“黄金十年”的坚实基础。 一、1996-2000年面临的经济困难与原因 1996-2000年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在前期经过一轮高速增长之后，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经济增长乏力，企业亏损、产能过剩、金融风险、通缩、就业等问题凸显。 各界对原因和政策存在分歧：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调整，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1996-2000年前后，我国成功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去产能、去杠杆和结构转型，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一） 形势严峻：亏损、通缩、失业、高不良率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经济快速回升。当年GDP增速达14.2%，CPI增速达6.4%，M1和M2增速高达35.9%和31.3%。与此同时，集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经济泡沫加重，各地铺摊子上项目、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现象严重，经济明显过热，中央开始采取紧缩措施。 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控制货币发行、严禁违规拆借资金、提高利率、制止乱集资、严控信贷规模等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16条措施”，经济过热压力得到缓解。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议》，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若干重大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1993年设立国家经贸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旨推动国企改革。1994年初，中央政府出台了财税、金融、外汇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包括：分税制；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分离，对金融机构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人民币深度贬值。 在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GDP增速9.7%，CPI增速8.3%，M2增速25.9%。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我国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经过1998年3季至1999年1季度短期回升之后，经济增速再度回落，并探出新低，1999年4季度GDP增速降至6.1%，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1998年2季度的6.8%。 各类风险凸显： （1）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当时国企对经济增长、利润和就业的贡献大幅下降。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78.5%降至1997年的26.5%；在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72%降至1996年的34.4%；1994-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占比从50.5%降至29.3%，在一些竞争性行业甚至出现了全面亏损。与国有经济的困境相反，非国有经济（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快速成长。1996年非国有经济在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比为71.5%，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5.6%。 （2）产能过剩严重，陷入通缩-债务循环，失业率上升。 （3）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金融风险加剧。由于产权约束、公司治理不到位，加上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行政干预、国企亏损等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剧增。按当时会计口径测算，上世纪90年代末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约30%，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银行业积累了巨大金融风险，处在重大风险边缘。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更高，有些地方和部门擅自设立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随着1997年整顿金融秩序，银行收紧信贷，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和通缩风险。 （二） 原因和政策争论：外部性和周期性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 当时经济低迷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因素，经过1992-1996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积累了大量低效产能和过度杠杆。但是，虽然宏观政策持续收紧，由于体制性障碍，去产能和去杠杆一直进展缓慢，落后产能得以维持，企业库存高企。 1996-2000年经济困难存在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原因，也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因此，治理之策是，扩大开放，扩大内需，推动市场化改革，提振企业信心，综合施策。 外部性是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外需收缩。 周期性是指外需收缩、国内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叠加，导致失业和通缩。 同时，市场本该周期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去产能和去杠杆无法展开，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攀升。 当时的结构性问题是指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大量产能集中在低端同质产品供给领域，满足消费和出口升级的高端优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