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欧洲哲学传统 | 人性的限度与世界的宽度
新京报书评周刊 · 人文与思想
原创 刘任翔 2026-09-06 09:57 北京 海德格尔与欧洲哲学传统。 海 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哲学家。今年是其逝世50周年，明年则是其影响最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 （Sein und Zeit，1927） 出版100周年。 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望，说他“毁誉参半”并不过分。一方面，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论哲学熔为一炉，以“存在之问”引导了一种生存论-诠释学的现象学之思，并在此过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激活了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邓斯·司各脱、笛卡尔、莱布尼茨，包括本文要详细处理的德国古典哲学诸位思想家的思想资源，在时间、技术、语言等等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了20世纪哲学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且对萨特、梅洛-庞蒂、伽达默尔、阿伦特、列维纳斯、德里达、马里翁、斯蒂格勒等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sozialismus） 的纠葛，也是20世纪哲学史的著名公案之一，随着近年来其“黑色笔记本”的出版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海德格尔的故乡德国，追随他思想道路的力量早已式微，其姓名在一些位高权重的学者那里成为禁忌；在更广的范围内，海德格尔的研究者们在著作、文章和报告的开头，往往会感到有必要就其政治污点表达自己的立场。而在遥远的东亚，海德格尔的思想却神奇地开枝散叶，赢得了不少严肃的读者，并且在连他本人也或许未能预料的地方促成了不同传统间的对话和启发。 在今天，假如我们想要与海德格尔“一同思考”，未必需要接受他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相反，可以将海德格尔当作一个典型的“案例”，思考这样的问题：让他成为“截断众流”的思想家的，究竟是哪些突破？这些突破在何种意义上接续或背叛了他与之对话的诸种传统？思想上的伟大为何会与政治上的幼稚相容，甚至引发了后者？而这个思想本身的潜力，又是否能够容许我们这些“一同思考者”克服海德格尔本人曾落入的窠臼，将他本人未能实现、但确乎属于其思想本身的潜力挖掘出来？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可以聚焦的便是海德格尔同德国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从直接的影响上看，海德格尔从1925年开始直至其哲学生涯的最后年月都在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家，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和谢林对话，其在哲学上的成熟则是通过批判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来实现的。从主题上看，这种持续的批判性对话促使海德格尔以前所未有的清晰性和原创性澄清了“有限性”“自由”和“根据”这三个概念，并深化了他的有关时间的本性和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的思考。直到今天，这样的讨论仍有着非常现实的价值，尤其是在“有智能的人造体”充斥我们周围，且据说因为克服了人的种种有限性而即将取代人，或者将全面剥夺人的自由的时候。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4日专题《海德格尔的光与影》B02-B03版。 B01「主题」海德格尔的光与影 B02-B03「主题」 海德格尔与欧洲哲学传统|人性的限度与世界的宽度 B04-B05「主题」 叙拉古来的哲学家 虚无主义者海德格尔 B06-B07「文学」 志怪：在知识史的烛照下 B08「中文学术文摘」 教育和视觉文化研究两则 撰文｜郝苑 德国古典哲学的有限性之思 为了理解海德格尔的突破，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他眼中的德国古典哲学有什么样的特点。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性人物康德，在海德格尔看来关心的首先不是“我能知道什么”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同新康德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他于1929年“康德书”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出版后，同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在瑞士达沃斯的争论集中表现了这一点。诚然，康德的任务是为人的理性“划界”；但如果将该任务理解为对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和不能知道的东西的区分，就已经假定了我们拥有一般而言的“知道”或者“意识到”的能力。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能力——或者更一般地说，“主体性”——才是最成问题的东西；认识论把它当作不言而喻的，就已经错过了最要紧的事情。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工作的突破性之处不如说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为形而上学奠基，亦即提出一种关于什么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者存在的根本性学说。康德将存在之意义界定为“对象性”，也就是说，某物但凡成为被主体所表象、并依据主体所蕴含的各种知性范畴 （包括质、量、关系和模态四类） 而被预先规定，它就存在；也只有如此，它才能够存在。这就不仅仅是把认识的主体当作不言而喻的，而是澄清了主体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又以何种方式在遭遇任何事物之先就按照“对象性”的模式规定了它们。 海德格尔。 但这样一来，一种与人的知性相关的有限性便突显出来。倘若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