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拱东来之后：麦当劳在香港的“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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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09-06 13:44 浙江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 政治 文｜陈伟 我们这一世代的香港人，麦当劳已成为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幼时在哀求下，父母才愿意带我到麦当劳用餐；相反，祖父母知道我们喜欢，往往会在探望我之前，在麦当劳买两大袋各种各样食品，供我与两位哥哥姐姐享用。成年工作之后，闲时会到麦当劳吃个快餐；没有空时，则更常到麦当劳吃个快餐。每当麦当劳有什么新产品，好吃与否，总会光顾一次。可以说，麦当劳刻印于我的生活之中。 但是，长大后却发现香港的麦当劳与美国麦当劳，意义并不一样。香港的麦当劳，在饮食以外，成为了一个香港人的特殊空间：稳定而相对洁净、不会有人催赶、安全。到底，麦当劳是如何改变了香港？——最让人意想不到却又甚为重要的，是麦当劳对于香港的“空间革命”。 饮食空间的革命 要理解麦当劳改变了什么，得先回到它的美国起点。 1993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 （George Ritzer） 发明了“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这个名词，将讲求效率化、标准化、均一化的快餐店营运特色，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瑞泽尔指出，社会的各个层面正逐步采用速食店的运作模式，他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提出了其四个核心特征： 追求效率、可计算、可预测与可控。 然而，瑞泽尔警告，这种极致的理性最终会走向“理性的非理性”，导致“去人化”：当人被纳入一套预设的程序之中，选择的空间被压缩到极小。人类喜欢自己做选择，但麦当劳化的系统却以效率和控制的名义，剥夺了这种自由。 可以说，美国的麦当劳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产物——它是一种标准化的、可复制的饮食机器。但麦当劳来到香港（以及往后的东亚其他地区）之后，事情并没有如乔治·瑞泽尔所料。经济蓬勃发展、家庭结构急速改变、文化脉络完全相异的东亚世界，麦当劳迎来了不同的变革。 1975年1月26日上午11时，香港首间麦当劳餐厅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四号地下正式开幕，剪彩仪式由美国驻港总领事葛乐士伉俪与冯秉芬爵士伉俪主持。餐厅占地三千余平方英尺，设有60个座位，厨房设备全部由美国运入，开业当日售卖六种汉堡、炸薯条及奶昔等食品。这不仅是香港第一家麦当劳，更是中国的首家麦当劳餐厅。 从这一天起，麦当劳不再只是美国的麦当劳。而在香港，不断扩张到不同地区的麦当劳，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快餐”二字。 人类学家詹姆斯·华生（James L. Watson）主编的《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一书指出，麦当劳在东亚已很大程度上与其美国根源脱离，高度在地化，如在香港（甚至在台湾地区亦然），麦当劳被转化为休闲中心、课后聚会、温习之地，效率及控制只表现在食物的制作上。 要问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就要追溯早年香港饮食业的环境。 看过港产片的你都知道——1970-1980年代香港常人会前往的餐厅，包括酒楼、茶餐厅及街市中的熟食市场，往往卫生欠佳、灯光昏暗。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的孩童很少获准独自外出饮食。更重要的是，在立法明确规管之前，一般餐厅中随地吐痰、大口吸烟的顾客大有人在，属于当时的日常。东主往往为生意及店内的换桌率着想，不时催赶已完成用餐的客人赶紧结账离开，并没有太大停留的空间。况且，包括酒楼、茶餐厅等店内用餐的店铺的用餐费用不低，一般小学生即使有零用钱及红包，也难以长期独自承担费用。 《行运一条龙》中的茶餐厅 《国产凌凌漆》中的酒楼，由周星驰饰演的凌凌漆在吃饭时随口一吐，把痰精准地吐在隔壁桌由曾守明饰演的劫匪腿上 麦当劳的出现，为香港人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异类的空间： 卫生整齐，灯光明亮，店内严禁吸烟饮酒；食物廉宜且可单项销售，即便学生也有能力负担；免费提供饮用水、糖包、纸巾，不问你是否消费；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人会催赶你离开。 《甜蜜蜜》中的麦当劳（据制作人士事后解释，当时的拍摄场所为肯德基） 1980年代的麦当劳 1980年代的麦当劳餐单 更甚者，店内的职员同时充当空间的管理人——既对调皮嘈闹的小孩及青少年予以训斥，又会驱赶对其他顾客造成干扰的人士。于是，麦当劳成为了儿童、青少年以至长者均会停留的地方，家人对此并不会感到不安。华生当年与麦当劳的一名经理交流时，经理也提到： 学生（的存在）创造有利于生意的好氛围。 孩童及学生在麦当劳的时间及好感，终究可以在当下或日后转化为消费。 同样，作为异空间的麦当劳，对比其他餐厅有了莫大优势：一个小孩说要自己去茶餐厅与朋友聚会，大人往往会拒绝——那里“品流复杂”，大人不放心。但同一个小孩，说要去麦当劳与朋友聚会，大人往往会允许。麦当劳的“安全”形象，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因如此，除了公园，我，又或者许多曾经的香港儿童、青少年，无聊时光就在麦当劳里共同渡过，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