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经济学：一项关乎美德与人性的科学

撰文｜孙睿

要理解休谟为什么对经济问题感兴趣，首先要理解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变化。走出黑死病的阴影，中世纪后期欧洲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美洲的发现让新物种（玉米、番薯等）来到欧洲，随之而来的还有巨量的贵金属白银。中世纪的欧洲物价基本稳定，但之后却经历了“价格革命”——持续的大规模的物价上升（大致上涨3-4倍）。这一切的变化既缓慢又惊心动魄。从结果上讲“价格革命”让收入更加灵活的人受益，商业资产者的影响力蒸蒸日上，而传统土地贵族在经济上相对没落。远洋贸易刺激着更多人参与其中，荷兰崛起成为最耀眼的结果。荷兰并不是传统欧洲强国，人口不到200万却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和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不但垄断波罗的海的贸易还拥有广阔的殖民地。荷兰靠贸易、信用、经济关系创新和宗教宽容变得强大而富有，这在欧洲前所未有。

十七世纪还是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国家间的对抗意味着商业、经济的竞争逐步成为公共事务的焦点。“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的财富就是贵金属，也是权力的经济基础，贵金属要留在国内。政府应该进行关税保护、航海和贸易垄断、殖民地专属、行业管制，也要鼓励人口增长增加劳动力和兵源、尽量压低工资保持出口竞争力等。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就推行了一种体系性的“重商主义”：国家兴建工场、统一税制、修筑运河、组建殖民公司、鼓励人口增长。

在思想层面，印刷术传入欧洲后书籍成本不断下降，十六世纪后有更多的人能够认字、看懂商业契约和阅读圣经。路德的新教革命、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不断冲击着旧有思想系统，对世俗和个人的认同也逐步松动。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是混杂的，但作为一种权威解释来源的认识论，“科学革命”不断深化和成熟。科学不再追问终极本质而是描述规律。观察和实验高于固有权威，研究结果需要公开演示、详细记录以及可被重复。与神学追求终极真理相反，科学承认限度、认同知识积累以及随时准备进行修正。

15-17世纪的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并且在18世纪已是一个异于欧洲大陆的、城乡深度联动的商业社会。君主集权的发展以及王室对贸易持开明态度让皇家与商业利益的关系更加紧密。随着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及航海扩张，英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与海权意识。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和君主立宪体制，这意味着财产和法治优先于王权。出口从羊毛到制成品的发展过程让英国的加工业成长并集中在乡村，外出工作的农民能切实理解什么是工资、技术以及市场。圈地运动意味着土地不再只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追求利润的经营才是更普遍的，租佃关系也随之商业化。1700年伦敦已经是欧洲第一大城市，成为贸易、金融和消费中心，行会体系在松动，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者可以更加自由地经营，追求利润几乎等同于常识。

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只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但财富、交换、分配等问题的出现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早。休谟研究经济问题时，还处于经济学没有体系化的时代，经济问题是嵌入在政治、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体行为的理解之中。在他的时代，经济问题既古老又具有革命性。自中世纪中后期欧洲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18世纪的欧洲不可能回到过去，商业和财富的力量喷薄而出，未来令人兴奋和迷惘。可是这些漫长变化中的商业力量该如何理解？国家在扩张过程中的财政和公共债务又是怎样的？货币到底是什么？贸易合理的方式是怎样的？人们追逐利润的社会—比如当下的英国以及之前的荷兰—是合理的吗？进一步令人深思的问题是：脱离宗教权威解释之后，人类社会的合理性能有保证吗？这种合理性是否能以科学的方式论证？这种合理性与财富、商业又是怎么样的关系？

要回应这些，休谟认为应该建构一个“人性的实验科学”，从实验和观察出发，在哲学和科学层面探讨“人性”。1739年他的《人性论》副标题就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他认为人性科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宗教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人的认知能力。具体的比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个人情感理论等全是对于人性科学的实践和支撑。经济学在休谟眼里既关乎政治，也关于道德进步以及何为好的社会的愿景。

在知识结构上，18世纪的欧洲知识体系主要由三方面构成：自然哲学、道德哲学（涉及与人相关的问题：伦理、心理、政治、经济、历史等）和神学。《人性论》是休谟对道德哲学领域的深度回应，但出版的遇冷让他感到十分挫败。1744-1745年间他申请爱丁堡大学教席失败（因“无神论”的身份），决定以独立研究者身份靠写作谋生。1752年他的《政治论》就是要写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写成一部更有可读性的书，而他大获成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休谟的《政治论》中最集中的探讨了现在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问题，比如贸易平衡与货币、国债、赋税、奢侈和人口等。这些是当时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公共政策争议最大的问题。

不过只以此理解休谟的经济学仍然是不够的。他的经济学不只是“散文式的探讨”，而是有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他相信人类行为具有一致性，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和理解。因为人类社会可以创立心理联想律和内省，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并更有可能发现基于行为动机和常识错误推断，所以道德科学的确定性能够达到甚至是超越自然科学水平。而这种一致性与自然科学中呈现出的一致性没有区别，尤其在市场中最典型，这也是为什么休谟的经济研究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显得重要的原因。人性的科学（包括经济学）要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就要找到一般原理，需要审慎地收集大量不同地区的历史资料来比较和发现，因此他在方法论上是整体主义的。找出一般原理，概率推断和量化方法也是重要的。

商业社会是休谟眼中的理想社会，并且承载了道德意义。与霍布斯相反，休谟认为人类可以在没有正式契约的情况下和平生活。人性中的同情使我们能对他人的苦乐感同身受，由此产生的认同与否定是全部道德判断的心理基础。如果情感受到认同和熏陶，再加上教育和经验的加持，是可以发展出一套更完整、复杂的社会美德，商业社会正是如此。休谟反对那种纯粹的、与世隔绝的“修道士式道德”，道德也不是天然就导向仁慈和爱的。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不是理性和宗教神启，而是情感（休谟的哲学中，理性单凭自身只能处理概念与概念的关系，关于世界的事实都必须交给经验。彻底的反思最后理性的确定性会被消解，但人类社会没有被不确定性吞噬，是因为习惯、本能和信念）。商业社会的道德形成在此处获得了纯粹人性的、经验的基础：它扎根于人类心理构造，因此是普遍的、稳定的、无需外部权威的，也不依赖理性的设计，而是行动的结果。商业繁荣会褒奖一套新的有用且令人愉悦的道德：比如勤勉、克制、诚实、守约、文雅和礼貌等。贵族式的生活的确优雅，但是只有商业社会才可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同时增进财富和美德。而人类商业实践中诞生的财产、市场和货币制度，既能引导自利行为达到自身目的，又能促进公共利益。

休谟眼中财产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财产权的产生与发展是经验意义的，是社会内化的规则而非仅依赖法律。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尊重财产权会让每个人都能平静地享有通过运气和勤劳获得的东西。在预期他人也会如此之下，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就会产生。正义与财产权密不可分，因为正义不是来自公平和互惠意识，而是一种安全而确定的社会交往。当人们看到他人财产被尊重时，会因为意识到有利结果而产生愉悦，因此而培养出的广泛同情意识会深植在公共秩序和正义之中。

在历史与政治范畴中的商业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休谟认为商业社会培育出的中产阶级是公共自由最坚实的基础。传统的等级关系被货币交换所取代，那么“服从”“忠诚”就会被“平等”所取代，社会能变得更自由。他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幸福繁荣的核心。基于日常实践、对利益的兴趣和同情，中产阶级更有可能找到通往美德之路，不同阶层会向中产的道德规范靠拢。所以休谟将英国现代性根源追溯到都铎王朝——这个商业开始改变社会的时代，贵族允许下属参与贸易，穷人可以更容易找到工作。从个体幸福的角度上讲，经商的人的利润与勤劳相关，会对利益产生一种激情并从中得到快乐。通过在职业中的勤奋工作，一个人不仅能找到幸福，还能在不经意间培养美德并促进社会改善。人类不需要超验的、外在的依赖就能创造一个更善良、幸福的世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孙睿；编辑：李永博 申璐；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